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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合作组织的成功与否，有两个重要环节：一是不能成为各级政府的传声筒和后院，能否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科学职能，政府做不到或做不好的事情，由农民协会来完成；二是农民有没有自己的金融机构，能否发挥为农民的生产、加工、销售、流通、技术教育、福利、保险提供保障。
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是全社会最关心的事情，无论开设多少认证与展示机构和辉煌场面，人们所关心的还是能否放心吃到一天三顿饭，不被假冒农产品所困扰。关键是在生产、加工、流通环节上进行科学、严格管理，奖励生产、加工、销售安全农产品的农民和企业，而重拳打击假冒伪劣的农产品。
有趣的是，很多发达国家或准发达国家都在先后解决农业与农民问题后，最为关注的还是农村问题，强调农村问题比前者重要。恐怕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以前，这还是漫长而苦涩的话题。无论社会制度如何，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都会面临这个农村问题。道理很简单，经济学最讲效率和效益，单纯讲量化效益的话，很自然农业赶不上工业。要不然第一二三产业的理论是荒谬的。值得欣慰的是，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来弥补还来得及。单纯从产业比较，农业不应该总是弱势产业，但从社会整体上看，毕竟处于第一产业层面，处于“不利处境”。更加关注和投入新农村建设，是后工业化、信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和谐、人文社会发展的需要。农村已经不单是农产品的供给地，而是一个国家、民族和人类世界的呼吸循环系统，是不能被污染和挤兑。
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跨越式发展理论看完全正确。问题在于：我们还处于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很快达到原先理论设计的指标，我国存在着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问题，甚至更多，如人口多、地区差异大、不能有大的动荡。致命要害是农民的积极性没有发挥出来，这个问题早在预料之中，再一个是没有制度与组织保障，中央各部委难以协调一致，资源资金无法统筹协调，就像当年农科教结合由12个部委运作，就难以实行一样。这个问题在其他国家也存在，但知道这个道理后仍没有办法才是问题。茅先生说有各部委的利益，这是谁也难以碰的问题。因此，中央或国务院委托某一部委来统筹协调好一些，否则不会有大的改观。
值得欣慰的是：我们的学者无论有没有报酬、爱听不爱听，仍在孜孜不倦地研究和讨论“三农”问题和新农村建设，拿自己的工资支撑调查研究，一点也不假。希望各级政府把公车开支与巨额招待费拿出一点帮助学者们的搞研究，这是社会的良知。他们的每一句话不管是甜是苦，对社会都是有益的。（李水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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